電影簡介：（取自開眼電影網）
本片以公路電影的形式、走訪歐美及日本、泰國、中國、香港的電影人、文化人；從文獻探討、訪談「台灣新電影」運動一路走來的其人其事；在三十年後的今天重新檢視「台灣新電影」所帶給我們的滋養、薰陶。以上這段簡介，是貼給不知道「台灣新電影」脈絡的朋友們做參考。紀錄片正在上映中，我於日前參加了首映，也參加了這場座談會。會後交流十分熱烈，欲罷不能，最後是因場地超時只得依依不捨作罷。會參加座談會的，十之八九是對「台灣新電影」有興趣，自然好奇也多。片中的訪談十分精彩，據說片長容納不下的更多訪談，都留在未來的出版書裡。
那是最壞的時代、也是最好的時代。那是1980年代的台灣，民歌、民運、解嚴前夕，整個社會在自由的思潮中，即將引爆。其中，以《光陰的故事》、《兒子的大玩偶》為起點，由小野、吳念真、侯孝賢、楊德昌、詹宏志等揭櫫推動的新電影運動，不僅為近代華語電影史寫下了最重要的一頁，也綻放出最燦爛藝術火花。
三十年過去了，新電影的往事看似如煙，但影響所及的漣漪卻在時代的波瀾中，擴散到全世界，資深電影人王耿瑜與導演謝慶齡，走訪法國、荷蘭、義大利、阿根廷、日本、泰國、中國、香港，訪問多位世界級電影學者、策展人、藝術家和導演，包括阿比查邦、阿薩亞斯、馬可穆勒、東尼雷恩、是枝裕和、黑澤清、艾未未、賈樟柯、劉小東等，暢言台灣新電影對他們的影響與啓發，從影像的本質、社會文化的反省到個人生命的記憶，在既宏觀又內視的紀錄中，重新檢視電影運動的價值與意義，也喚回了所有關於新電影的美好記憶，寫下另一篇電影與歷史的詠嘆詩篇。
關於「台灣新電影」，確實承載著多重意涵，例如，那個時代的電影不只是「電影」。姜秀瓊說楊德昌找她加入【一一】的工作，那時她和楊導一起搭電梯，楊導忽然對她說：「你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，太可憐了。」姜說楊的意思是，他們那一群電影人有整個時代的背景，姜這批沒有了。楊導對她說：「反觀中國，現在是那裡的年輕人革命的時候了。」姜秀瓊說，楊導對她說的這番話，她一直到今天還在思考。
姜今日談及楊德昌有非常多感性的部份。包括當年楊德昌在坎城影展公佈結果前和蔡琴提前回台，她去送機，望著楊德昌離去的背影，她說「不知道為什麼就哭了。一個大師的身影，離開時卻如此落寞。」姜說那年坎城影展公佈是【活著】得獎，他們【獨立時代】坐在位置上，前排的老外回頭來和他們致意，他們真是百感交集，不知如何形容那種感覺。
看完紀錄片，最後只有一點小小的疑惑，後來在臉書上也看到知名影評人及策展人提出來，就是，為什麼訪談中獨缺台灣導演的觀點？台灣新電影對台灣新一批導演的影響應該最深遠不是嗎⋯⋯也許各人心中自有疑問與詮釋。
最後一些題外話，提些留下這張照片的原因，正好呼應當天座談收尾非常棒的問題：為什麼要選現今海報上的照片做劇照？劇照裡的五個人在當時的意義是？
與談人黃健和說，他拍照當時也在現場，也把當時情形講述了一次。王耿瑜則補充說，拍了這張照片，合作社電影誕生了，楊德昌去拍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】，侯孝賢去拍【悲情城市】，然後發生了一些事情，人的關係改變了，有些必然，有些偶然⋯⋯
我留下這幀照片的原因，則是因為我覺得這張照片，意外地充份展現耿瑜姊的樣貌：她總是風風火火，隨時處於一種趕場的狀態⋯⋯當天座談因超時而散場，耿瑜說他們一起照張相。我晚了一步，是故留下這張。
以下為當日記錄，之一。其後若有時間繼續整理之二、之三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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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照片中由左至右分別為姜秀瓊、陳以文、黃健和、王耿瑜。 |
四位與談人皆經歷過台灣新電影洗禮，會談十分精彩。錯過那個年代，事後追憶便彷彿都帶有一些口述歷史的趣味。當日沒有見到錄影設備，也許那段座談只能靠到場朋友們的自行錄音或筆記做記憶傳輸。我自己有些筆記，整理一下，供有興趣的朋友們參考。
時間：2015 年 3 月 7 日
地點：華山光點
與談人：姜秀瓊導演（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等片之演員及工作人員），陳以文導演（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等片之演員及工作人員），黃健和總編（《戀戀風塵》等片之演員及工作人員），王耿瑜製片（《戀戀風塵》等片之演員及工作人員）
座談首先由姜秀瓊開始。王耿瑜擔任本部紀錄片的製片，她請秀瓊先談談與楊德昌合作的經驗。秀瓊於是從她和楊德昌的初次見面追憶起。她並提到自己參與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】的演出經驗。秀瓊說楊導很重視演員的情緒蘊釀，在正式上戲前不容許任何人打擾演員，非常嚴厲。她說當時有工作人員要幫她別小蜜蜂便被楊導大聲喝斥：「我不是說誰都不能干擾演員？！」
黃健和則說，其實那個年代的電影很有趣，因為當時很多學生及文化人加入。【戀戀風塵】的劇組就有一半都是文化人。他補充秀瓊的話說：「侯導和楊導一樣，都嚴禁演員在上戲前受干擾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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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黃健和：侯導拍《悲情城市》的劇組有一半工作人員是文化人。甚至找了很多文人來演文人。 |
王耿瑜則補充另一個觀點表示，每個導演風格都不太一樣。楊導在正式拍攝前會一再排戲，一定要一切到位了才會開始拍攝。侯導卻完全相反，會故做若無其事的要演員「試戲」，但他一說要「試戲」，工作人員就會立刻進入工作狀態，因為侯導的「試戲」通常就是開機的意思。「因為侯導想捕捉的就是自然感，如果一說要拍了，演員反而會有一種『演戲』的不自然。」
王耿瑜則提起 2012 年的蟾蜍山拆遷事件。「侯導總共在蟾蜍山拍了三部電影，當時為了保留那個空間，和一群朋友去搞了藝術節，在空地上放映電影。其實我從民國 76 年拍完那部片，一直到那天的露天戲院才有機會看到第二次，感覺很不一樣。」
王耿瑜說，其實每部電影在人生不同時期看都會不一樣。有的作品因此失去被討論或被注意的可能。「像去年和郭力昕教授一起在電資館看柯一正導演的【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】，我們都很感動，為什麼這麼好的電影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很大的注意？」
而近年王耿瑜為了這部紀錄片做資料蒐集，也有不少感歎。「我幾年前去和一群大二的學生演講，問他們有人看過台灣新電影嗎？結果只有兩個人舉手。」她說近年常在國際影展間奔走，每個人聽到她和台灣新電影有關係時就會流露出欣羨的神情，讓她感受到國際間對台灣新電影的尊重。彼此對照，只有感慨。「很多人問我做這部片的動機，其實我也是帶著疑惑在做。」（未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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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華山光點戲院正舉辦「美好年代：台灣新電影」經典回顧影展及劇照展。影展將會放映台灣新電影時期的經典影片：「童年往事」、「戀戀風塵」與「恐怖份子」等3部影片數位修復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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